陈可冀院士:我的中西医结合六十年(2)
60年后的今天,我体会到这是他从医自如,“读书读经典、做人做君子”的传奇医学人生的天机,也是他的气质、知识与医疗能力的体现。
当时卫生部为抢救名老中医经验,于1957年组织名师带徒的传承活动。我和郭士魁被领导指派拜冉雪峰老中医为师,我和冉老一起,接触治疗了大量病人,前后治疗百余名来华援助的各种不同专业的苏联专家患者。也治疗了一批我十分仰慕的各界人士,如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乌头中毒的治愈,郭沫若先生宴食过多腹泻的治愈,陈毅元帅父亲外感的治愈,福州老乡邓拓先生的慢性消化不良消瘦疾患的治疗等等,现在回忆,仍历历在目。
我协助整理并见证了冉老著作《八法效方举隅》中所列举的医疗案例。冉老仙逝后,领导指定我跟随岳美中老师临证学习,先后断续达20余年。
岳老家中张贴有“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的座右铭。他在学术和医疗上提倡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专药相结合,实为张仲景《金匮要略》理念和诊疗思维的最好延续。他堪称业界高手,但也很有宽容的学术精神,支持我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曾赠诗期许我“中西结合喜善收”。中医研究院党委为了鼓励我同时做脉诊客观化研究,按“一徒多师”原则,当时还安排蒲辅周大夫指导我进行此项研究,使我在中医药传统路上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步入金光大道。
以上这些名师老当益壮的优良人品与学风,对我无疑是一系列“无言”的感召,进一步教导我能以更加理性与平和的心态,传承学习和理解有数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医药学知识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并进而能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合理对待中西医学间的异同,建立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理念。天下的路很多,但实践教育我,不能没有中西医结合这条路。
在前后60年的进程中,逐步稳固地建立中华医药文化的民族自信心,以及中西两种医学间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结合创新发展观。
我上个世纪80年代应邀两次到香港讲学,曾会见来听讲的陈存仁先生,他是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名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者。今日追忆相晤,很是快慰。
弘扬传统 融汇新知
穿越60年的时空,我只能挑几项记忆深刻的说说。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以及冠心2号复方的面世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下达关于研究心血管病的医疗任务,北京地区十几家大型医院大协作,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任组长,西苑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为副组长单位。黄宛、方圻、郭士魁、陈在嘉、寇文镕、顾复生等教授也都参加研究。由于我们需要结合任务深入理解和研究历代传统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理论与医疗经验,以便很好地完成提高疗效的使命,目标十分明确,并且也有对其机理研究的明确目标。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研发情怀和力量,在严峻的挑战中前行才对。首先就应该做足功课,有备而来,兑现承诺,为社会谋福祉。既要中国化,更要现代化(Modern Chinese Medicine)。
在中医药知识方面,我系统精读40多部中医药有关活血化瘀经典名著及医方著作,做好一系列摘记,乃有后来与已故被誉为协和才子的张之南教授等合作完成《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一书的出版面世;后组织科室同行,集历朝本草学著述,形成将活血化瘀药按功能分类为和血药、活血药及破血药三大类之举,相关血液生理学及药理学实验研究证实了分类的合理性。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创新性成果是研发了基于郭士魁大夫临床经验的由丹参、赤芍、川芎、红花、降香组成的冠心2号复方。
1980年对此复方进行了防治慢性稳定性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RCT观察研究,被公认为我国中医药界第一篇循证医学论著,成为日后活血化瘀方药研究蓬勃兴起的祖方,此后有数十种源于此方的新药面世。随后我们又进而研发川芎总碱和川芎嗪,我亲自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院士所在的实验室完成其抗血小板功能的电镜观察,证明其有抗血小板活性的作用。
我院心血管科及基础研究室同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包括金荫昌、陈孟勤、陈文为、徐理纳、李连达、翁维良、刘建勋等教授,大家合作进行了一系列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生化及药理机理的研究。此项系列研究被授予我国中医药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我们继续在进行相关活血药对血管新生等分子机理研究。